达赖喇嘛出走途中
【节录】
问：关于达赖喇嘛的出走，有两种说法颇为流行：让路说，即达赖喇嘛是毛泽东有意放走的，和挟持说，即达赖喇嘛是被”叛匪挟持”带走的。这两种说法可信吗？
答：让路说其实是一个很晚的说法，我仔细追查过源头，正式出来是在1990年代。其实最权威的资料是《杨尚昆日记》，杨在日记中记下了黄克诚带来的毛泽东指示，其中一条就是尽可能不要让达赖喇嘛走，然后才是“一旦走了也没关系”。几个小时后，达赖喇嘛就走了。他们都不知道达赖喇嘛什么时候走的，怎么可能让路呢？达赖喇嘛出走的路线都是头天晚上决定第二天如何走的，藏人方面有很多资料证明这一点，所以不可能是让路。挟持说完全是编出来，这是对外的宣传。一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出走到印度寻求政治庇护，这怎么对外交代呢？就只好说挟持。达赖喇嘛出走是不是CIA策划的？我曾问过达赖喇嘛这个问题，他一口否定。他说完全是他自己做出的决定。达赖喇嘛途中遇到CIA电报员，是出走几天后的事情。这位电报员也只是把信息传递出去，并没有传说中的“CIA派飞机”之类的事。
问：为什么毛泽东要打拉萨战役？
答：毛泽东一直希望西藏能出点什么事情，以便推翻“十七条协议”，迅速开始在西藏的“改造”过程。“拉萨事件”发生后，毛泽东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“总算等到了政治上的主动。”也就是说，毛泽东一直在等待一个对他有利的时机。
1958年青海省循化县藏民暴动，即“循化事件”。在这个事件之后到1959年1月22日，毛泽东有过几个批示。在这些指示中，还可以发现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想法一个重要概念，那就是“练兵”，通过战争来“练兵”、“让我军锻炼得很能打”。2008年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发表过一篇文章，题目叫《解放军五年藏区平叛的艰苦岁月》，其中也提到在1956年到1961年，解放军在青藏高原通过5年的“艰苦平叛，终于获得了辉煌胜利，并由此获得了高原作战中使用各类武器的特殊经验”。其实不止5年，中共军队在玉树的军事行动到1962年7月才结束。
1950年代，苏联淘汰了一批军事武器图纸给中国，虽然是淘汰的，但在当时中国还是最先进的武器，称为五六式、五四式、五九式等武器，比方说，五四式122mm榴弹炮，就是“拉萨战役”中的主要武器之一，还有五六式火箭筒也在西藏用过。斯大林给毛泽东的10架图-4远程重型轰炸机的第一次实战，就是轰炸理塘、巴塘和乡城的寺院。
问：毛泽东为什么要练兵？
答：毛泽东需要一支“很能打”的军队牢牢控制西藏，同时震慑周边国家。1962年3月，在西藏的战争结束，1962年10月，中印战争开始。当时报道形容中国解放军势如破竹。当然势如破竹了，这些军队在高原上已经练了6年。像丁盛的部队，是1958年直接从韩战战场下来到甘肃青海镇压藏人和回人反抗的。1959年去西藏镇压藏人，打完之后撤回四川。1962年又去打印度。1959年到1962年三年战争期间，总政总参总后，以及全国的各军事院校都派人去西藏观摩体验，总政看如何做群众工作，总参学习需要什么样的战略战术，总后看需要什么样的装备等等。所有的这一切都在那场战争中实现。
问：从1955年到1962年，藏区像这样的“叛乱”或是战役有多少场？
答：藏民的反抗是一波一波的，第一波反抗是1955年的迪庆，之后甘孜、阿坝、甘南、果洛、玉树、海南、黄南等地，都发生了较大的反抗，也都遭到军事镇压，接下来才是西藏。战争在青海那边尤其惨烈。如1958年6月的柯生托洛滩战役，发生在今天的黄南自治区那里，甘南玛曲县和青海河南县交界的地方。当时在那个黄河滩上聚集了大概7000到1万的藏人，几乎全是逃亡的手无寸铁的百姓，包括妇女、儿童、老人、僧侣等。他们打算渡过黄河，逃到甘南去，在拂晓的时候，被解放军包围，打了整整一天，再比如中铁沟，在一个山涧里，解放军用了飞机和大概六个团的兵力打一群聚集在那里的藏人。这些被打死的人全部是逃到那里躲避的牧民、农民、僧人，解放军打完仗往上报的时候都说成是“叛匪”。
由于资料不足，没法统计整个藏区有多少场战役。我只统计了1959年到1961年底西藏自治区范围内发生的战役。在这里一共发生了12场战役。西藏军区编的一份机密文件里有一个统计数字：在现在的西藏自治区，一年半内藏人死伤被俘8.7万人。不过，一场“战役”通常包含不同规模的战斗，根据公开和内部的官方出版物，我统计出在这六年中，中共军队在全部藏区的大小战斗有1.5万多次，这还是不完全统计。
最近我在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一份机密文件中看到一个数据，在1956年到1962年这6年中，解放军在战场上“歼灭”的藏人达45.6万多人。外逃人数：《纽约时报》1959年5月14日报道11500藏人进入印度，也就是说，“拉萨战役”一个多月后，进入印度的逃亡藏人就有1万多人，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进入尼泊尔、不丹、锡金的人数，以及在途中被追击的解放军打死或因其他原因死亡的人数。
问：你在《1959：拉萨！——达赖喇嘛如何出走》前言中说到，“1949年以来，中共军队进入城市镇压民众抗争的事件，迄今发生过两次，一次是1959年的拉萨，另一次是1989年的北京。中共处理这两个事件的方式有很多相似之处。”有哪些相似之处？
答：这两场屠杀相差30年，确实有些相似之处。首先，屠杀的对象是平民。1959年，藏人中唯一能算得上是正规军人的是藏军，他们当时的总数只有3000多人。1959年3月，他们有武器，但没有指挥，他们的指挥系统处于瘫痪状态，所以只能各自为阵，有的打，有的投降。在整个“拉萨战役”中，被解放军炮火屠杀的绝大多数是平民。在持续两天的战役中，据中共统计数字，解放军死亡是60多，藏人是500多。
其次，在这两场屠杀中有一个很积极的角色或是决策人，那就是邓小平。1959年，邓小平任中央书记处书记，他积极参与了“拉萨战役”的策划。在3月10日到16日之间，中共西藏工委常委、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跟达赖喇嘛彼此有过三封往来的信。第三封信虽然署名是谭冠三，其实是邓小平写的。
第三，两场屠杀都达到了他们的目的，通过军事镇压粉碎了民间的所有反抗。拉萨当时起来反抗的是下层，而不是上层。
当然，它们之间也有不同点，最大的不同就是，对1959年的藏人来说，这是一个外来政权对他们的屠杀。那场镇压虽然中共在军事上胜利了，但留下的后果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的，藏人依然在反抗，差不对每一代人都在以各种形式反抗。虽然镇压看上去暂时奏效，但民间积累了一定能量后，反抗又会再度爆发。
问：如今藏人自焚事件与这场战争有多大关系？
答：这可以说是当年战争的一个后果。中共非常迷信军事力量，迷信暴力，所谓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，然而藏人的反抗也是一直在进行的。反抗什么呢？反抗一个外来政权对他们的占领和改造。我曾经做过一个地图，将西藏三区1956年到1962年战争最惨烈的地方标示出来，与网上下载的自焚发生地点的地图比较，发现二者有着惊人的重合性，也就是说，自焚多的地方正是当年战争最惨烈的地方，像安多地区。
至今外界对那段历史知之甚少。很多老一辈的人也不愿提，因为实在是太恐怖了。2012年，我曾到青海尖扎县的一座著名寺院，当年的废墟已经没有多少了，寺院的僧人大多是中年人和年轻人，对当年发生的事知道的很少。我问年轻的喇嘛，有人知道1958年的事情吗？他们指着一个看上去80多岁的老人，说经历过1958年事件的人只剩这一位老僧人了。我问他愿意接受采访吗？那位老人坚决不肯。我回去之后，就看到新闻说，政府把这个寺院殿堂里达赖喇嘛的照片全部没收了。
问：你的书出来之后，有没有受到批评和责难，尤其是来自中国官方的？你个人生活有没有受到困扰？
答：来自各方的批评和责难是不可避免的，批评帮助我更加严谨地分析和考证资料，更加注重细节的真实性和事件之间的逻辑关联。中国官方没有直接反应，他们只是立刻把我的书列为禁书，并且屏蔽微博上的相关评论。2012年夏天我“潜入”四川、青海、甘肃藏区后，他们取消了我的探亲签证。对我的个人生活而言，无法回去看望84岁高龄的母亲，当然是令我困扰的事。
问：你个是达赖喇嘛的信徒吗？
答：这个问题用“yes”或“no”来回答可能会引起误解，我想多说几句。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唯物主义的红色教育下长大的，我在中国从未受过有关宗教的教育。1988年我进入布兰戴斯大学学习犹太历史，自然避不开宗教方面的内容。我在课堂上精读过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典，以及系统的宗教学知识。在以后的十来年里，我接触了世界三大主流宗教，甚至一度加入过纽约著名的印度教团体。我也研究和修习佛教禅宗，练习瑜伽，打坐冥想。但是在宗教问题上，我的态度一直是开放的。宗教史的知识、宗教学的理性和个人的灵性信仰及修为，是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两个方面。达赖喇嘛常说的话给我印象很深，他说，各种宗教的不同之处一目了然，人类宗教的相同核心价值却需要我们去共同寻找。我想强调说明的是，我对当代藏史研究并不是源自于对藏传佛教的信仰，也不是基于反共的立场，而是出于基本的人道主义立场和对普世价值的认同。
问：你出身红色家庭，如今的研究可以说是一种“背叛”，你有没有对此感到困惑？
答：曾经有过一点吧。我母亲属于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大队的，南昌解放第六天，她就到了南昌。我父亲是新四军系统的，皖南事变后，他北撤到东北，然后又南下到江西。他们是江西第一批建政干部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确实是从小被培养成革命事业接班人的。不过，当我研究越深，我就对那场“革命”的否定越彻底。但是，这并不影响我和父母之间的亲情，他们处在他们的时代中，我处在我的时代中。我跟我的一个哥哥关系非常近，他的政治观点却跟我正好相反。几年前最后一次回家，在家那些天，我哥哥忙着准备课件，向民众解释“中国梦”；我忙着整理在藏区各地采访来的资料。我母亲看着我们两个，叹口气，说我们家出了一个接班人，一个掘墓人，哈哈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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